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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zjrxjflcx的博客

路慢慢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毛主席论兵法  

2011-01-08 12:38:08|  分类: 典籍珍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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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评兵法 - 艺海拾贝 - czjrxjflcx的博客

“老粗出人物”:毛泽东点评中国兵法十大观点

    看什么新进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一)

    清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中收有欧阳修《为君难论》一文,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、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,秦赵二国之君“乐用新进,忽弃老成,此其所以败也”;并阐述说,“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,老成之人多持重,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,听勇锐之语则易合,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。”毛泽东读此评点到,“看什么新进。起、翦、颇、牧其始皆新进也。周瑜、诸葛、郭嘉、贾诩,非皆少年新进乎?”在毛泽东看来,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,而在于人是不是贤、是不是有能,是不是为将之材。
  注重为将之材,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,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。《孙子兵法》认为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是决定国家兴亡、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,“将”是其中之一。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,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,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,“夫将者,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必强,辅隙则国必弱。”《六韬》还指出,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,“兵者,国之大事,存亡之道,命在于将。将者,国之辅也,先王之所重也,故置将不可不察也。”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“国之辅”呢?《孙子兵法》指出,“将者,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”曹操称此为“五德”,注曰:“将宜五德备也。”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,不可偏废。杜牧说,“盖智者,能机权、识变通也;信者,使人不惑于刑赏也;仁者,爱人悯物,知勤劳也;勇者,决胜乘势,不逡巡也;严者,以威刑肃三军也。”所谓“智”就是智慧,知识渊博,多谋善断,能正确认识事物,预见事态变化,有克服困难、解决问题、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;“信”就是诚信,言出如山,赏罚分明,有功必赏,有过必罚;“仁”就是爱人如己,珍惜生命,能与部属同甘共苦、患难与共;“勇”就是果敢,锐意进取,不避风险,不怕牺牲,尽守职责;“严”就是威严,严明法纪,严格执法,以身作则,身体力行。《孙子兵法》还指出,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,还要做到“进不求名,退不避罪,唯民是保,而利合于主”,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“国之辅也”、“国之宝也”。
  辫贤去奸,拨庸拔锐,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。《尉缭子》说,“民言有可以胜敌者,毋许其空言,必试其能战也。”选拔为将之材,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,也要进行实践检验,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、去检验。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,不能把“世俗之言”当作选人的标准。《六韬》说,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,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,则多党者进,少党者退。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,忠臣死于无罪,奸臣以虚誉取爵位。是以世乱愈甚,则国不免于危亡。”把“世俗之言”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,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、拉帮结伙、互相吹捧、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,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,这样国家终将危亡。
  白起、王翦、廉颇、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,周瑜、诸葛亮、郭嘉、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。白起、王翦、廉颇、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,周瑜、诸葛亮、郭嘉、贾诩更是以“少年新进”立下功勋的。因此,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,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。毛泽东曾说,三国时期,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,那时程普40多岁,周瑜20多岁,程普虽是老将,不如周瑜能干。大敌当前,谁人挂帅?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,结果打了胜仗。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!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,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,层出不穷,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,建立功勋。

老粗出人物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二)

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,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,从他的谈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深刻的兵法道理。1964年1月,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,“老粗出人物!自古以来,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。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。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,要建都长安,他立刻就去长安。鸿沟划界,项羽引兵东退,他也想到长安休息,张良说,什么条约不条约,要进攻,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,向东进。韩信要求封假齐王,刘邦说不行,张良踢了他一脚,他立刻改口说,他妈的,要封就封真齐王,何必要假的。……南北朝,宋、齐、梁、陈,五代梁,唐、晋、汉、周,很有几个老粗。”毛泽东还指出,刘邦是个大老粗,“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,二因用人得当。”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。 
  中国兵法中讲的“计”、“谋”、“算”,说到底就是决策。《孙子兵法》说,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,得算多也;未战而庙算不胜者,得算少也。”杜牧注,“庙算者,计算于庙堂之上也。”“庙算”指的就是在庙堂之上做出战略决策。“庙算胜”就是说在战前就要做出胜人一筹的决策。《尉缭子》也说,“兵有胜于朝廷,有胜于原野,有胜于市井。”“胜于朝廷”,就是说在朝廷上就要做出战胜敌人的决策。刘寅注,“胜于朝廷者,谋定也。”《六韬》认为,主帅心中要有主见,看到有利的时机,要抓住不放,毫不迟疑,大胆决断。用兵最大的灾害就是迟疑不决。“善战者,居之不挠,见胜而起,不胜则止。故曰:无恐惧,无犹豫。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;三军之灾,莫过狐疑。善者见利不失,遇时不疑。”《虎钤经》也指出,正确的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途。“战胜而欲必胜者,定谋贵决,机巧贵速,机事贵密,进退贵审,兵权贵一。”刘邦遇事能听取不同意见,果断决策,这与他的老粗禀性是密不可分的。
  举贤任能,选将用人是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。《尉缭子》指出,一国之君在做出决策之后,必须要起用贤能之将去实施。不能起用贤能之将,而想占有天下,必定会落得一个亡国覆军的结局。“视人之地而有之,分人之民而畜之,必能内有其贤者也。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,必覆军杀将。如此,虽战胜而国益弱,得地而国益贫。”《三略》也指出,“夫主将之法,务揽英雄之心,赏禄有功,通志于众。……治国安家,得人也;亡国破家,失人也。”“夫为国之道,恃贤与民。信贤如腹心,使民如四肢,则策无遗。”君主治国平天下,在于收揽贤人之心,得贤人者得天下,把贤人当做自己的腹心,任贤使能,这样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。《孙子兵法》还指出,将帅受命为将拥有临机制宜的权力,君主不能从中制御,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。《尉缭子》也强调,将帅在军中拥有绝对权威。“夫将者,上不制于天,下不制于地,中不制于人。……无天于上,无地于下,无主于后,无敌于前。”任用贤能之人为将,保证将帅行使职权,这是国家安定昌盛的重要保障。
  历史上成就大事的老粗很多,老粗一般具有五个优点:一是思想没有框框,没有书生气,不教条,敢想敢闯敢干;二是爱惜人才,肯放手用人,不吝啬权力,能发挥人才的作用;三是尊重知识,听得进不同意见,从善如流;四是能吃苦,肯接近社会低层;五是从实际出发,不讲面子,不摆架子,不求小利,不图虚荣。这些正是中国兵法对统帅的基本要求。刘邦是个大老粗,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本领,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本质因素。试看今日天下,世界著名学府MBA出身的才俊遍布全球,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成为经济王国中的统帅?在经济王国中的成为统帅的不少倒是那些出身平民、身经百战的老粗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背诵《史记》中刘邦说的一段话,“夫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镇国家,抚百姓,给粮饷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众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并说,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,这位老粗取得天下,自然不是偶然的。不要小看老粗,老粗能干大事。

误于隆中对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三)

《古文辞类纂》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《权书·项籍》一文,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,但其“虑之不长,量之不大”,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,虽胜犹败,最终导致垓下之亡;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,“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,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彼未尝见大险也,彼以为剑门者,可以不亡也。吾尝观蜀之险,其守不可出,其出不可继,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,而何足以制中原哉?……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,使其财帛出于天下,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。有小丈夫者,得一金椟而藏诸家,拒户而守之,呜呼!是求不失也,非求富也。大盗至,劫而取之,又焉知其果不失也?”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(今四川及云南、贵州部分地区)难以进取天下,是战略上的失策。毛泽东读此评点到,“其始误于隆中对,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。其终则关羽、刘备、诸葛亮三分兵力,安得不败。”从评点中可以看出,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,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。
 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、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。诸葛亮指出,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,豪强蜂起,争雄天下。曹操战胜袁绍,拥兵百万,挟天子以令诸侯,暂不可与之争锋;孙权占据江东,历经三世,人心归附,贤能之人尽心效力,可以联合为援,不可以为敌。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、益州两地,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,安抚夷戎,修明政治。一旦天下有变,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、洛进军,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如此则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。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,统一天下。具体步骤分两步走,第一步是占据荆州、益州,建立根据地;第二步是兵分两路,进取中原。
 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、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,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。但是,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,造成蜀汉政权短命。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,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
 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。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,“善用兵者,屈人之兵而非战也,拔人之城而非攻也,毁人之国而非久也,必以全争于天下,故兵不顿而利可全,此谋攻之法也。”摒弃战争、确保周全、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,兴兵作战、攻城掠地、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。《尉缭子》还指出,“战再胜,当一败。”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。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,不战而胜才算高明。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“先战而后求胜”,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,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,在争战中寻求胜利,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。
 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。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,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,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,“料敌制胜,计险隘远近,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,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”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,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,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,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,有的地域得而不利、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。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。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,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,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,最终得而又失,损兵折将;益州地处边远,地势易进难出,不足以制天下。诸葛亮从益州兴兵,六次出征六次皆失,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。
 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。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,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。“战者,以形相胜者也”。因此,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,以兵力集中之势,战胜兵力分散之敌。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,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,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,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,我方兵力相对集中,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。隆中对指出,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,一路走宛、洛,分路合击,并取天下。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,走宛城、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。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,荆州由关羽驻守;占据成都之后,诸葛亮又进军汉中。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“关羽、刘备、诸葛亮三分兵力”。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,国势分散,战而无功,最终灭亡。
  刘备得孔明,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,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,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,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。可以看出,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,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,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。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,诸葛亮有孔无明。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。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,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。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,“亮志大而不见机,多谋而少决,好兵而无权,虽提卒十万,已堕吾画中,破之必矣。”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评价说,诸葛亮“连年动众,未能成功,盖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欤!”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,“孔明有立功之志,而无成功之量;有合众之仁,而无用众之智。”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。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,一语中的,道前人所未道,独步古今。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,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,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。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。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,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,少年得志,独上高楼,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,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,把握精髓。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、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、取得天下,真乃千古笑谈。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、意境深,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,但整体是一致的。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,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。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。

郭嘉是一位著名人物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四)

1959年 4月,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,“希望大家看看《三国志》中的《郭嘉传》。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,是曹操的重要谋臣,才识超群,足智多谋,长期追随左右,出谋划策,功绩卓著。曹操则倚为股肱,常常问计于他。郭嘉三十八岁时病殁。令曹操十分痛惜。郭嘉足智多谋,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,听取他们的意见,果断作出决策,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、多谋善断的人物。”不久,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,“世上没有先知先觉,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,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。无非是多谋善断,留有余地。《三国志》里《郭嘉传》值得一读。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,初到袁绍麾下不得施展。他说袁绍‘多端寡要,好谋无决,欲与共济天下大难’,就跑到曹操那里。曹操说他‘每有大议,临敌制变。臣策未决,嘉辄成之。平定天下,谋功为高。’可惜中年夭折。曹操大哭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郭嘉传》裴松之注记载,郭嘉胸怀远量,匿迹修行,不与常人交往,所以当时并不知名,只是有见识的人赏识他。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,说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。
 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智谋之士的人生境遇问题。智谋之士是不是多谋,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信赖;君主是不是善任,能不能礼贤下士、知人善用。这是中国兵法关注的重要问题。中国兵法认为,国无智谋之士不强,君无智谋之士不立,事无智谋之士不成,兵无智谋之士不胜。“有国家者,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”。然而君主对智谋之士的信赖、智谋之士对君主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。智谋之士要多谋,谋划国家安危大计,预见事态发展大势,消除隐患于未发之际,匡正君主过失,解决疑难问题,辅主正确决策。君主要善任,以挚诚之心待智谋之士,隆礼重义,勿施以欺,勿施以诈,君无礼遇则智谋之士不至,君不挚诚则智谋之策不出,君主能否得到智谋之士、能否得到智谋之策全在于君主对治世大道的追求。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领,周部落长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,历尽艰险危难,后来按照姜太公的谋划才推翻了商王纣的统治;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谋略的人,长期不遇明主,以替人屠牛贩酒为生,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,受到文王的礼遇,他辅佐文王、武王平定了天下。所以《尉缭子》说,“良马有策,远道可致;贤士有合,大道可明。”君主与智谋之士相遇,道合而志同,志同而情亲,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。
  郭嘉是历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,是值得学问家深入研究、艺术家大书特写的人物。最初他北上晋见袁绍,袁绍不能用,又投奔了曹操。他向曹操进言,论断曹操十个方面胜于袁绍:“袁绍礼仪繁多,常为形式所困;公从实际出发,体任自然,此道胜一也。袁绍割据一方,逆历史潮流而动;公顺应统一大势,奉天子以率天下,此义胜二也。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,袁绍以宽济宽,不能整饬危局;公拨乱反正,以严治政,上下皆循法度,此治胜三也。袁绍外表宽宏大量,内心量小忌贤,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;公外表简单严肃,内心机智英明,用人不问远近、唯才是举,此度胜四也。袁绍多谋少决,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;公谋定即行,应变无穷,此谋胜五也。袁绍沽名钓誉,喜欢听奉承话,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;公以诚待人,不务虚名,以俭率下,有功必赏,那些有远见灼识、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公所用,此德胜六也。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,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,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;公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,对待大事从不含糊,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,恩德加于四海,此仁胜七也。袁绍不会用人,大臣之间争权夺利,疑惑丛生;公用人得法,使人各尽其力,不能相互倾轧,此明胜八也。袁绍以亲疏定是非,赏罚不明;公是非分明,赏罚有道,此文胜九也。袁绍声众势强,但不懂用兵要领;公精通兵法,能以少胜众,用兵如神,此武胜十也。”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曹操曾说,“使我成大业者,必此人也!”视郭嘉为股肱,出则同车、入则同帐。曹操评价郭嘉忠诚善良,智慧渊深,品性美好,通达事理,过绝于人。有人曾非议郭嘉“不治行检”,郭嘉泰然自若,曹操见其有大丈夫意气,愈发敬重他了。郭嘉智慧渊深,通达事理,十余年为曹操出谋划策,动无遗失,过绝于人。赤壁战败,曹操又想起了郭嘉,叹息道,“假如郭嘉健在,我不至于落得这等地步!”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了智谋之士的重要作用。历史上智谋之士大抵有三种人生作为:一是为帝王之师或帝王谋臣,出谋划策,辅主成功,姜太公、张良、刘伯温是也;一是为帝王相将,躬身实践,匡扶宇内,曹操、李世民、曾国藩是也;一是为布衣书生,著书行世,人不知其详,黄石公、李筌、赵本学是也。郭嘉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谋之士,他的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,切中要害,言简意明,博大精深,古今罕成。毛泽东还指出,我说郭嘉是借郭嘉的事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,不要多端寡要,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。毛泽东就是一位集古今智谋之大成的肪奕恕?

观人观大节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五)
        毛泽东把《资治通鉴》看作是一部大相砍书,一生不厌其读,从中探讨中国兵法的思想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记载,刘备的谋臣法正,主持朝政,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,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,限制法正的权力。诸葛亮从大局出发,指出法正像羽翼一样,辅助刘备翱翔,不能因其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。“法正外统都畿,内为谋主,一餐之德,睚眦之怨,无不报复,擅杀毁伤已者数人。或谓诸葛亮曰:‘法正太纵横,将军宜启主公,抑其威福。’亮曰:‘主公之在公安也,北畏曹操之强,东惮孙权之逼,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。法孝直为之辅翼,令翻然翱翔,不可复制。如何禁止孝直,使不得少行其意邪!’”毛泽东读此评点到,“观人观大节,略小故。”认为观人要从大处着眼,全面看人,不能求全责备,以小故摒弃贤才。
  观人是中国兵法的重要内容,正确观人是任人的前提。《六韬》指出,君主观人有“六守”:一曰仁,二曰义,三曰忠,四曰信,五曰勇,六曰谋。认为富裕而能够循规蹈矩,不胡作非为就是仁;尊贵而能够遵守礼法,不骄傲放纵就是义;重任在肩而能够信念坚定,不屈不挠就是忠;受托作事而能够公私分明,不隐瞒欺诈就是信;面对危险而能够大义凛然,不畏惧退缩就是勇;事繁多变而能够处置有序,应变无穷就是谋。“富之而观其无犯,贵之而观其无骄,付之而观其无转,使之而观其无隐,危之而观其无恐,事之而观其无穷。富之而不犯者,仁也;贵之而不骄者,义也;付之而不转者,忠也;使之而不隐者,信也;危之而不恐者,勇也;事之而不穷者,谋也。”守者,关隘、关键之谓也。六守者,观人之六点关键也;守者,守备、不失之谓也。六守者,仁义忠信勇谋,人具其一就不可弃也。“六守”的观人思想是中国兵法观人的基本思想,也是中国兵法观人思想中的精华,毛泽东也正是以此观点来看待法正的。
  法正,字孝直,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,《三国志》上称他“著见成败,有奇画策算”。最初他投奔刘璋,久不任用,被人“谤无行”,志意不得,只与益州别驾张松友善。后密结刘备,成功实施了刘备集团西取益州的战略意图,被刘备任为蜀都太守,辅佐刘备经治巴蜀。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,曹操进兵张鲁,平定汉中。汉中是益州的北部屏障,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乘胜攻打益州,而是留下夏侯渊驻守,自己仓促北还。法正判断曹操此次出兵汉中,不是不想进军巴蜀,也不是力量不及,而是忧患所迫不得不还。“此盖天以予我,时不可失也。”他劝刘备出兵汉中,占据这块战略地域。刘备善其策进军汉中,夏侯渊败死。曹操在西征乌丸时得到汉中战报,不无感慨的说,“我本来料定玄德不会有此举动,必为人所教也。”法正辅佐刘备西取巴蜀,北征汉中,为刘备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。刘备称帝后,发兵东征为关羽雪耻,群臣莫能劝阻,大败而归。时法正已死,诸葛亮叹息道,“法孝直若在,定能制止主上东征,即使不能劝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。”毛泽东读《资治通鉴》时评点的就是法正在蜀都太守任上的事。
  法正量小失政,不足称道,但以一时一事观人更不可取。金无足赤,世无完人,十个手指不会一般齐。明智的领导者,常常见到人之所长,求其长而任人;昏庸的领导者,常常见到人之所短,责其短而弃士。善于观人的人,见到人之所长则知人之所短,见到人之所短则知人之所长。观人见短不见长是愚,任人避长不避短是蠢。任人之长者势益强,责短弃士者势益弱。倘若一个人在领导者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,各个方面就像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头,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巧伪圆滑的诺诺奴才;一个人在群众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,十个手指一般齐,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。峭峭者易折,皎皎者易污。“木桶理论”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全责备理论。苏询在《衡论》中曾说,“先王之选才也,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,未有不欲制之以术,而全其才以适其用。况为将者,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,顾其才何如耳。”
  管仲曾说,吾尝鲍叔经商,分财利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;吾尝与鲍叔谋事,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;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我为不肖,知我不遇也;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我为怯,知我有老母也;公子纠败,召忽死之,我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我为耻,知我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观人观大节,选才贵适用。毛泽东也正是在一次“开除党籍”、两次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境况下,背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,被历史推举到党的领导核心的,从而才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征程。

街亭之战亮宜自临阵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六)

失街亭、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,评书中说,京戏中唱,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、执法严明。毛泽东则不然,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初,越太守马谡,才器过人,好论军计,诸葛亮深加器异。……及出军祁山,亮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等为先锋,而以谡督诸军在前,与张合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,举措烦扰,舍水上山,不下据城。张合绝其汲道,击,大破之,士卒离散。亮进无所据,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。收谡下狱,杀之。”毛泽东读此评点道:“初战亮宜自临阵。”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,临阵调度,不应分散兵力、委责于人。
 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。蜀建兴五年(公元227年)冬,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,集结汉中伺机北进。转年春,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(今陕西省眉县西南)进攻眉城(今陕西省眉县),命赵云、邓芝占据箕谷(今陕西省褒城北)以作疑兵,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(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)。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叛魏降亮,关中由此震动。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,命张合西进街亭(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)抵御蜀军先锋马谡,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,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。赵云不敌曹真,战败而返。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,马谡据城弱不敌强,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。张合攻山不下,绝马谡水道,马谡断水兵败。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,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。 
  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,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,调度失略。中国兵法强调,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,选择有利的时机,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,同敌人展开决战,战胜敌人。诸葛亮北伐之际,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。时因刘备去世,魏边关多年无犯,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,守备废弛。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。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。但是,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,而是以赵云、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,以马谡、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,自率大军驻足祁山,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,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,变强势为弱势,致使马谡兵败街亭。张合围困马谡之时,诸葛亮当北进街亭,策应马谡,与张合展开决战,战胜张合。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“亮宜自临阵”的关键所在。
 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。 
  毛泽东在读《资治通鉴》“(太和五年)六月,亮以粮尽退军,司马懿遣张合 追之。合进至木门,与亮战,蜀人乘高布伏,弓弩乱发,飞矢中合右膝而卒。”时评点道:“自街亭败后,每出,亮必在军。”说明自街亭之败,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。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记载,诸葛亮也曾说:“大军在祁山、箕谷,皆多于贼,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,则此病不在兵少也,在一人耳。”两处战败,一人之责。一人者谁?亮自身也。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,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,过于强调战争手段,主动进攻,穷兵黩武,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。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,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评价说,诸葛亮“连年动众,未能成功,盖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欤!”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。诸葛无谋,马谡冤死。
  马谡,刘备之谋臣,从荆州随刘备入蜀,被任为绵竹成都令、越  太守。诸葛亮南中平叛,问计于谡,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。亮采纳马谡之策,纵孟获而南方平定。及马谡被斩“十万之众为之垂涕”,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。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,令其孤军深入敌境,马谡上山是败,守城亦败,诸葛亮非任之也,弃之也。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,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,裁定失中,“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”。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指出,“孔明有立功之志,而无成功之量;有合众之仁,而无用众之智。”毛泽东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,以一介书生投身革命战争,他从不讳言自己曾经打了许多败仗,不能带兵。遵义会议后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,从此导演了一幕幕战争奇迹。

能军无出李世民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七)

明代冯梦龙编纂的《智囊》一书汇集了历史上近2000则智谋故事,令毛泽东爱不释手,圈点批阅。《智囊》在记述孙膑“驷马之法”处有一按语,“唐太宗尝言:‘自少经略四方,颇知用兵之要,每观敌阵,则知其强弱,常以吾弱当其强,强当其弱。彼乘吾弱,奔逐不过数百步;吾乘其弱,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,无不溃败。’盖用孙子之术也。”毛泽东读此评点道:“所谓以弱当强,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。所谓以强当弱,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,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,四面包围,聚而歼之。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,其次则朱元璋耳。”在毛泽东看来,在总体处于弱势情况下,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,致人而不致于人,从而造成相对的强势,以相对的强势敌相对的弱势,各个歼灭敌人,最终由弱变强战胜敌人。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处,历史上以此战法驰骋天下的最杰出人物就是李世民。 
  李世民,唐高祖李渊次子,自幼聪睿过人,临机果敢,不拘小节,心智深远人莫能测度。十七八岁时随其父李渊奉诏征战,深入敌阵,独往独来,所向披靡。时群雄并起,天下蜂拥。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气数已尽,于隋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起兵,逐鹿天下。攻取长安后,李渊拥立隋炀帝孙杨有为帝,是为恭帝。恭帝封李渊为唐王,封李世民为京兆尹。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。唐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六月四日,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自称帝,是为唐太宗。李世民平生以礼下士,广纳英才,为盗为侠者皆能为其所用,贤能之士无不委身甘效死力。在李渊谋取天下的征战中,李世民武功最巨。唐武德元年(公元618)七月,薛举在泾州(今甘肃省泾川县)称帝。李世民率众讨之,无功而返。不久薛举死,其子薛仁杲嗣位,李世民再次兴师讨伐,与薛仁杲在折庶城(今甘肃省泾川县东北)对峙六十余日,敌众十余万人,兵锋甚锐,数来挑战,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敌锐气。至敌粮尽、两将来降,李世民才说:“彼气衰矣,吾当取之。”命庞玉先在浅水原(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)南攻击敌人,敌将宗罗侯全军出战,庞玉先战败未溃之际,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奄出,大败薛军,薛仁杲降。李世民与兵法家李靖探讨兵法思想时,曾说:“朕观诸兵书,无出孙武。孙武十三篇,无出虚实。夫用兵,识虚实之势,则无不胜焉。今诸将中,但能言避实击虚,及其临敌,则鲜识虚实者,盖不能致人,而反为敌所致故也。”这既是李世民对中国兵法思想的深刻理解,也是他战争实践的高度概括。  
  孙膑的“驷马之法”源于《孙子兵法》的虚实思想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:“兵形象水,水之行避高而趋下,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,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,谓之神。”“兵之所加,如以段投卵者,虚实是也。”认为能做到从战争实际出发,因敌情的变化而变化,避实击虚,战胜敌人,就是用兵如神。无为虚,有为实。中国兵法上讲的虚实,一般而言弱、寡、饥、劳、怯、乱、不虞是虚,强、众、饱、逸、勇、治、有备是实。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之实攻击敌人之虚。这关键在于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,驾驭战争形势的变化,发现和制造敌人之虚,适时攻击。这是中国兵法思想的核心,李世民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才做到了以弱胜强,百战百胜。
  李世民一生南征北战,以弱敌强,屡建奇功,千古罕有。1920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,李世民是草莽英雄,“太原公子,褐裘而来”;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,先守不攻,让敌人进攻,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,谈论者杀。待敌人屡攻不克,兵士气愤已极,才下令反攻,一攻即胜。这样一可练兵,二可练民。”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。秋收起义失败后,在几千起义官兵中愿意再跟毛泽东走的只有七十二人,毛泽东就是以这七十二人为班底,以寡敌众,以弱胜强,在与强敌的斗争中不断壮大,最终走向胜利,干出了一翻震撼世界的事业。李世民与毛泽东相比逊色许多,千古中国能军能出李世民之右者,仅毛泽东耳。

攻魏救赵 千古高手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八)

《智囊·制胜》孙膑处记述:“ 魏伐赵,赵急,请救于齐。齐威王欲将孙膑,膑以刑余辞。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,居辎车中,坐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救赵,孙子曰:‘夫解纷者不控卷,救斗者不搏戟。批亢捣虚,形格势禁,则自为解耳。今梁、赵相攻,轻兵锐卒必尽于外,老弱罢于内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,冲其方虚。彼必释赵而自救,是我一举解赵之困,而收敝于魏也。’忌从之,魏果去邯郸,与齐战于桂陵,大破梁军。”毛泽东在此段文字的天头画了三个圈,评点道:“攻魏救赵,因败魏军,千古高手。”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,驾驭战争,调动敌人,在运动中削弱敌人,战胜敌人,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。
  孙膑,战国中期齐国人,《孙子兵法》的传承者。早年孙膑与庞涓同学兵法,后庞涓投奔魏国,任魏将军。庞涓自知能不及孙膑,荐膑于魏,庞涓又恐孙膑位过于己反而加害孙膑,断膑两足使其终生残疾不得为将。齐国使臣惜膑之才,把孙膑带回齐国,齐将田忌善待之,荐于齐威王,威王问兵法,拜膑为师。公元前353年,魏将庞涓率军攻打赵都邯郸,赵求救于齐,齐威王以田忌为将、孙膑为师出兵救赵。田忌依照孙膑的谋划,没有直接去邯郸救赵,而是引兵直取魏都大梁,攻敌必救,迫使庞涓弃赵回救。孙膑在桂陵设伏,战胜庞涓。孙膑一举既解赵国之急,又败魏国之师。公元前341年,魏国以庞涓为将大举攻韩,韩告急于齐。齐宣王问救早与晚孰利。孙膑指出,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,是我代韩而受魏之兵。不如阴固韩之志,晚承魏之弊,“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”。齐王善其策,在魏韩交兵五战五不胜之际起兵攻魏,庞涓以疲惫之师与孙膑战于马陵,兵败自刎。
  孙膑“围魏救赵”是运用兵法思想的辉煌战例。《吕氏春秋》上说“孙膑贵势”,何谓“势”?《孙子兵法》指出:“势者,因利而制权也。”意思是说,所谓“势”就是要根据战争实际创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战态势。“因利而制权”思想的核心还在于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,即掌握战略主动权,这里面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:一是处于主导战争全局的地位;二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行动;三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主宰敌人的行动。唐代兵法家李靖曾指出,中国兵法千章万句,不外乎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而已。孙膑“围魏救赵”的关键也正在于此,驾驭战争全局,后发先至,调动敌人,变被动为主动,掌握战略主动权。毛泽东对“围魏救赵”这一战法非常重视,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在其著名的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,“这就是‘围魏救赵’的办法”;解放战争时期,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,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,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,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。
  中国兵法是在天下倾覆,生灵涂碳中概括出来的学问,掌握中国兵法思想有两个必由途径:一是胸怀天下安危,躬身实践,在实践中舍得拿身家性命去拼赌,在腥风血雨中闯荡,获得胜利自然成为兵法大家;一是志心兵法研究,身罹磨难,在磨难中体悟兵法思想,在书本上钻研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皮毛,磨难才出真功夫,身罹磨难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,在钻研过程中身受磨难、在身受磨难中反复钻研自然成为兵法通家。舍此两个途径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,从书本到书本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言辞,夸夸其谈,无济于事。孙膑就是在研究中国兵法的过程中遭受嫉害,身陷窘境,磨炼出真功夫,成为中国兵法的千古人物。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,这不能不让曾经躺在担架上谋划中国革命战略的毛泽东感慨赞叹。

司马懿敌孔明之智-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九)

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逊传》记载,吴将陆逊受命抵御刘备,众将各自骄傲自负,不听从陆逊的指挥调度,陆逊申明军法,以王命御众。“当御备时,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,或公室贵戚,各自矜持,不相听从。逊案剑曰:‘刘备天下知名,曹操所惮。今在境界,此强对也。诸君并荷国恩,当相辑睦,共翦此虏,上报所受;而不相顺,非所谓也。仆虽书生,受命主上。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,以仆有尺寸可称,能忍辱负重故也。各任其事,岂复得辞!军令有常,不可犯也。’”毛泽东读此评点道:“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。”认为陆逊与司马懿相同,能够机智果敢,忍辱负重,假君御众,不辱使命。
  司马懿,字仲达,河内温县(今河南省温县西)人。少时聪颖多智,有奇节,常感慨天下之乱,有忧天下之心。曹操闻之,纳为谋士。曹丕即帝位,委懿参与枢机政务。魏明帝时,拜为大将军。明帝太和五年(公元231年),诸葛亮北侵魏境,明帝对司马懿说:“西方有事,非君莫可付者。”命懿征讨诸葛亮,亮败退。明帝青龙二年(公元234年),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(今陕西省眉县西南),筑防于渭水南原。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,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,以待蜀军渡河来战。司马懿指出,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,此兵家必争之地。于是引军而济,背水为阵,与蜀军对峙。司马懿对诸将说:“亮若勇者,当出武功,依山而东。若西上五丈原,则诸军无事矣。”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(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、渭河北岸),沿山东进;下策是西上五丈原(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),北渡渭水。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,懿料其必败。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,利在速战,司马懿坚守不出。诸葛亮多次挑战,诸将欲与亮战,司马懿皆不从,按兵不动,静待其衰。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“巾帼妇人之饰”,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。诸将皆怒,欲与亮决战。司马懿知亮计已穷,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,朝廷不允,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,不许魏军出战。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,司马懿复信道:“亮志大而不见机,多谋而少决,好兵而无权,虽提卒十万,已堕吾画中,破之必矣。”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,必败无疑。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,心力交瘁而死。蜀将自烧营垒遁逃,司马懿观蜀军营垒,知亮已死。当初辛毗临军之时,姜维曾对诸葛亮说:“辛毗杖节而至,贼不复出矣。”诸葛亮说:“彼本无战心,所以固请者,以示武于其众耳。将在军,君命有所不受,苟能制吾,岂千里而请战邪!”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,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。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,使亮自败。
  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“兵不顿而利可全”,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,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。因此,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,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,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,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。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。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,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“天下奇才”,当时百姓所说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,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。司马懿的目的是,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,发展壮大自己。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“司马懿敌孔明之智”深层次的思想所在。
  司马懿通权达变,战功卓著,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,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,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。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,欲纳为己用,懿不愿屈己附曹,称病推辞。曹操任汉相后,又派人召懿,并说:“若复盘桓,便收之。”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,不得不归附曹操。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,又梦见“三马同食一槽”,因而对曹丕说:“司马懿非人臣也,必预汝家事。”内心里戒备司马懿。因此,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,兢兢业业,夜以忘寝,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。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、胆大心细的禀性,辅佐曹氏四代,为魏重臣屡建奇功。毛泽东曾说,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。赞赏司马懿多权谋,善权变。

赵宋祖此弊法---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(十)

《南史·宋太祖本纪》记载,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用兵不给将帅任何指挥调度权力,对敌作战皆按圣旨行事;将帅不能临机制宜,屡战屡败。“文帝幼年特秀,自禀君德。及正位南面,历年长久,纲维备举,条禁明密;罚有恒科,爵无滥品;故能内清外晏,四海谧如。而授将遣师,事乖分阃,才谢光武,而遥制兵略,至于攻战日时,咸听成旨,虽覆师丧旅,将非韩白,而廷寇蹙境,抑此之由。及至言泄衾衽,难结凶竖,虽祸生非虑,盖亦有以而然。夫尽人命以自养,盖惟桀纣之行;观夫大明之世,其将尽人命乎?虽周公之才之美,亦当终之以乱。由是言之,得殁亦为幸矣。”毛泽东读此评点道:“赵宋祖此弊法。”认为刘义隆统御军政,遥制兵略,不能授权任将,是用兵弊法;赵宋王朝仿效此法导致将不能军,士不能战,边患频仍,江河沦丧。
  “赵宋”即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。赵匡胤,五代时后唐天成二年(公元927年)生于洛阳(今河南省洛阳市),少时善骑射,周游四方不遇器重。后至襄阳寺中,一老僧语之“北往则有遇矣”,于是赵匡胤北上投奔了正在招贤纳士的后汉枢密使郭威。不久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侵汉,率军抗辽,途中属下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,拥立郭威为帝,建立后周。后周世宗柴荣即帝位,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,掌握后周兵权。后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周世宗柴荣去世,其子柴宗训继位。转年赵匡胤效法郭威发动陈桥兵变,夺取后周政权,建立宋王朝。赵匡胤即帝位后,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,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,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,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、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,管人的不管事,管事的不管人,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,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,不得临机决断。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,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、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,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,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,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,自毁长城。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,两次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,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,丧权辱国,直至灭亡。
 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,兵家大忌。将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,君主必须授予将帅驾驭战争的全权,推之以诚,待之以礼,充分发挥将帅作用,将帅拥有独断决策、临机定夺、因敌制宜的权力;君主不能制御将帅行使职权,君主制御将帅行使职权是乱军取败之道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,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;《孙膑兵法》指出,“得主专制胜”、“御将不胜”;《三略》也指出,“出军行师,将在自专。进退内御,则功难成。”都把君主授予将帅指挥调度全权,不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当作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。这是“万世之法戒”。中国兵法摒弃君主制御将帅,原因不外有三:一是将帅身处战争前线,直接掌握战场对比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,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,及时准确,利于捕捉战机,掌握战略主动权,立于不败之地;二是树立将帅的权威,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,利于将帅协调指挥,令出一门,三军一体,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;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,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。
  君主放手任将,不仅要有识人之智、容人之量,更要有爱人之心、用人之略。君主不是在将帅行使职权上羁縻制御,而是充分发挥将帅的作用,在更广阔、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、激励将帅;让将帅成为君主座下的战马,战马驰骋天下,君主得意于天下。这是君主的真正应该做的事情,这是君主真正应该有的本领。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,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,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。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,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,自觉根据战场实际,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,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,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。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“弊法”制御将帅,被毛泽东称作“无能”、“此人不知兵”,极力唾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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